当长江江豚不得不离开长江的时候，一个古老物种又进入了灭绝倒计时。

2015年3月底，8头鄱阳湖的长江江豚被迁到500公里外的湖北荆州。新家位于长江故道，与人来船往的长江是两个世界，被视为长江江豚的“诺亚方舟”。

这是一场为延续濒危种群而进行的“迁地保护”，更是一次无奈的“保种”计划。在农业部主持下，数家长江江豚研究和保护机构与渔政部门参与其中。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调查，2012年江豚种群约1040头，不到大熊猫的6成，它们极可能在未来5-10年内灭绝。

长江是世界第3长的河流，曾是中国的“亚马孙”，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作为“原住民”，江豚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的命运直观反映了长江的健康状况。

“它们都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最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白鱀豚走了，紧接着江豚走了，那么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最后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自己。”中科院专家王丁说。

白鱀豚遗憾

3月中的鄱阳湖上，枯水期尚未过去，19艘船在湖面一字排开，渔民们在远处发现了黑色的长江江豚，指挥船打出旗语，其余的船慢慢地向着同一个方向靠近。

长江江豚只生活在长江和通江湖泊洞庭与鄱阳湖中，它们是水中的哺乳动物，每隔几分钟就要浮出水面呼吸。人们利用它们的回声定位系统驱赶它们，并在湖中的浅滩将它们围捕上来。

此情此景让参与行动的高道斌想到了白鱀豚。退休前他是天鹅洲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这个成立于1990年的保护区现在是全国唯一一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成功典范，它最初是为了拯救白鱀豚而建立，但让人遗憾的是，只有一头白鱀豚在那儿短暂居住过。

令高道斌耿耿于怀的是，当年实施白鱀豚迁地保护计划时，正是他带队围捕，“明明看见好几头豚了，但当地政府不让，说他们自己也能保护，后来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只捕来一头，结果这一头就孤零零地死在保护区。”

2007年，科学家宣布白鱀豚功能性灭绝。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也时常在各种场合回忆白鱀豚。2006年夏天，包括他在内的一组多国专家联合考察团为了寻找白鱀豚，耗时一个多月，从湖北宜昌到上海，江中往返3000多公里，却无功而返，随后他亲口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对于一位做了20来年鲸类研究的科学家，这无疑是沉重的。他回忆说，一位美国专家当时说白鱀豚“No more made in China(不再产于中国）”，让人落泪。

有两种鲸类动物生活在同一条河中是极其少见的，放眼全球，只有亚马孙河可以相比，那里是侏形海豚和亚河豚的栖息地。现在，长江江豚成了长江中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

虽然缺乏历史数据，但科学家普遍认为，白鱀豚的数量是从1950年代开始急速下降的，伴随着长江中越来越频繁的人类活动，到了1990年代末，只有不到20头白鱀豚，任何的努力都已经太晚了。

面对长江江豚的处境，科学家和保护者们选择了“迁地保护”这个有着妥协意味的方案。20世纪90年代初，水生所的科学家们估算长江江豚有约2700头，到了2012年，科考显示总群数骤降到了约1040头。

根据王丁的研究，如果不采取措施，基于目前种群数量及下降速率，江豚极可能在未来5-10年内灭绝，已经到了要想方设法保种的阶段。

“它们都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最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白鱀豚走了，紧接着江豚走了，那么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最后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王丁说。

登上“诺亚方舟”

位于湖北石首的天鹅洲保护区，是最早接收长江江豚“移民”的地方。1990年，科学家们不敢贸然将数量已经极少的白鱀豚迁去，于是迁了5头江豚作实验。

第一批“移民”很快适应了故道环境，它们成长为约40头模样。根据保护区最新的调查，天鹅洲每年出生的江豚都在3-6头，总计出生了30多头。与长江及两湖江豚栖息地比起来，它是唯一一个种群保持增长的地方。

天鹅洲和何王庙都属于长江故道，有其天然的优势，站在故道旁的河堤上看，水色天光与3月底的油菜花，就像是莫奈笔下的画作，与忙碌又繁华的长江及沿岸比起来是两个世界。这也正是王丁在考察时所看中的。3年前，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以何王庙故道建立第2个迁地保护的想法，在对水质和渔业资源做了长期监测后， 人们发现除了渔民捕鱼外，那里没有工业污染，故道保持了自然状态下的样子，另外，故道与长江保持季节性相通，有长江水补给，只要维护得当，就足以维持一个约100头江豚种群的生存。

仅仅有天鹅洲一个迁地保护区并不够。2008年南方普降冰灾，天鹅洲河面冻上足足30厘米厚的冰，江豚为了游出水面呼吸，用头部冲撞冰层，高道斌回忆，等他们巡视发现的时候，6头江豚已经因伤口溃烂而死。谁也没想到南方的河水也会结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说。

王丁同样认为，在一个保护区里，随着种群扩大，近亲繁殖、流行病暴发等因素会增加，气候变化所致的极端天气也会对江豚带来不利影响甚至是致命影响，寻找合适的故道建立迁地保护网络是不二选择。

2012年，农业部召开全国长江豚类保护工作会，与会的专家及沿江的渔政管理人员一致认同长江干流生态环境难以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善。会后，农业部委托水生所起草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挑选合适的栖息地，建立新的江豚迁地保护区。王丁进一步解释，目前的设想是利用10年的时间在长江沿岸的故道建立5-10个迁地保护区，涵盖长江中下游，故道之间能通过人工干预适时交换个体，保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江豚迁地保护行动随即启动，8头“身强力壮”的年轻个体在今年3月被挑选出来，分别送到何王庙与天鹅洲。它们四雌四雄，年龄在2-5岁间，被寄予厚望。

“死亡之水”

作为长江中的“原住民”，江豚的命运系于长江。但在理想与现实间，保护者们选择了向现实妥协。

“它们（长江江豚）在长江里头、在两个湖里头生活得好好的，我们何必把它迁出来？长江包括洞庭湖这种环境，我们预期很难逆转，很难向好的方面去改善。”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说。

作为世界第3长的河流，长江也曾是中国的“亚马孙”，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众多研究表明长江中的鱼类有300多种，特有的鱼类大约一半，不过，它们中有约1/3生存受到威胁。

201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共同发表的一项报告警告说，长江上游渔业资源濒临崩溃，特有物种消失了一半，而过度的水电开发、违法捕捞等人为因素是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另外，多家科研机构的长期监测数据表明，长江中“四大家鱼”鱼苗量急剧下降，由上世纪50年代的300多亿尾降到现在不足1亿尾。

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正在将长江变成“死水”。中国已经确立了将长江开发为“黄金水道”并以此为依托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一位江豚保护工作者私下里说，“上面提的是加强迁地保护，不放弃就地保护，但对后面一句话，很多人是悲观的。”

从长江中游开始，自1990年代初，各地已经在干流及洞庭、鄱阳两湖建立了大大小小8个长江江豚保护区，这包括国家级保护区湖北天鹅洲、湖北洪湖新螺段及安徽铜陵，另外，省、市级自然保护区有5个，即洞庭湖、鄱阳湖、安庆、镇江、南京长江豚类保护区，如此算起来长江干流的保护面积是中下游总长的近1/3，但根据2012年的科学考察，干流的江豚种群数量下降速度却是所有江豚栖息地中最快的，达13.7%。

究其原因，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李彦亮说，长江不同于陆地上相对封闭的保护系统，人们不能将长江的某一段隔离起来，江中涉及许多重大的国家项目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各部门的沟通协调也是管理的难点。

将长江江豚迁走并不是让它们永远搬家，王丁说，“期待以后长江的生态环境好转之后，它们还能够再回到长江，回到它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