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3岁的香港人刘奋洋揣着五千块就来闯上海了。

2013年，他凭借八万元的存款自主创业，开办了一家香港粤语培训机构 “港你知”，上海及北京都有学习中心，目前累计有两万学生就读。

“两三年的时候是个坎儿，熬过去就不会走了。”今年是刘奋洋从香港到内地的第七年，也是他的而立之年。

刘奋洋曾受精英式教育，从香港著名的官立中学皇仁书院毕业后，去往英伦就读杜伦大学的金融专业。不笑时，他眉毛略往上吊，可多数时候他都在笑，善于自嘲，也有些“人来疯”。他北上放弃高薪的本行，有人说他有点“港”（沪语中意为“傻”），“对嘛，我的公司叫傻儿子（傻儿子的沪语因类似“港你知”）嘛。”说完，他大笑起来。

他笃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希望通过粤语培训，让普通话和粤语相向而行，而更深层的是，找到消解两地误解与矛盾的通路。

他还有个身份——沪港青年会副秘书长，每年作为导师扶持和帮助一些从香港来内地的大学生进行实习。

2017年6月14日，上海，卢湾体育馆，沪港青年协会导师刘奋洋（前排左）与协会的另一名导师，与来沪学生在保龄球馆合影。 /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1997年香港回归后，有一群像刘奋洋这样北上的港人，他们出生、成长在香港，来内地念书或就业、抑或创业，成功的创业者又把新一批的香港学子引来内地，像是一个年轮，从起点开始，一圈圈绕过时间，绵延不断。

离港

2010年之前，刘奋洋来过内地几座一线城市，他觉得其中上海跟香港的感觉很像，陆家嘴是扩大版的中环。

刘奋洋有个当律师的姐姐，哥哥在新加坡做工程师，他是家中老幺，“这也让我有机会来内地闯一闯。”

等到他打定主意北上，就选定了上海为目的地。他还记得为了省钱，从罗湖口岸过到深圳，再坐飞机抵沪。

那日一早，他看到罗湖行色匆匆的人群，想起小时候经过罗湖口岸，人们提着红蓝相间的蛇皮袋行走，好像不慌不忙，记忆里留存的步履像是慢动作，走不远就有比在香港便宜许多的小人书卖。这次，没有小人书的铺位，倒是眼见往来深港念书的跨境学童，竞争的起跑线划得越来越早。

到了上海，他投了差不多200多封简历，收到20多个面试通知。那时的他还不懂为什么简历右上角要贴自己的照片，也不懂需要填写的户口所在地是什么东西。

但无论如何，他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基金公司做税前四千月薪的分析师工作。“拿2010年的香港去比，投行三四万，咨询两三万，审计也有八千到一万多，所以那时候也不好意思跟家人讲，我在上海工资赚多少。”刘奋洋说到这里，腼腆地笑了。

最初的生活总是艰难，工资不高，为了补贴零花，他就周一到周四下班后和周末做兼职粤语教师。

2017年6月14日，上海，卢湾体育馆外，沪港青年会导师刘奋洋在等待学生。 /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没想到这在日后给他打开了创业的门。到2013年，刘奋洋从一家被收购的科技公司离开的时候，失业没让他颓丧，反而让他有机会琢磨全职开一所粤语培训机构。

“很多人开铺喜欢豪华装潢，斥巨资邀人造势，不过我觉得应该按部就班，有一间小店，我亲自教就可以了。”于是他用1200元租下了位于中山公园的一幢写字楼里的一个办公位。

同样也是2013年，对罗任君来说，这一年后，内地就不再是高中通识课程里关于当代中国的一个冷冰冰的章节了。

罗任君是2013年从香港免试就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这个热情开朗的香港女孩敏而好学，高中课本里的内容激起了她对内地的认同感和好奇心。

2011年，教育部宣布63所内地高校将对香港学生豁免内地联招考试，并于2012年开始推行，学校依据香港高中公开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学生，从开始至今共招录了6534位港生来内地就读。2017年参与免试招录港生的内地高校也增至90所。罗任君是政策推行后的第二届港生。

罗任君想从法律方面了解内地的制度、社情，“我觉得法律是最直接会面向这个的专业……现在‘沪港通’也好，‘深港通’也好，很多政策促进了两地的贸易，更需要了解两地背景的专业人才。”

与罗任君相比，罗易勤的北上没那么痛快和坚决。

2015年的一天，罗易勤走在香港中环的街头，看着来往的人群在用普通话高谈阔论，再抬头望望被写字楼占据的天空，突然觉得自己熟悉的香港变得有些陌生。

1993年出生的罗易勤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头发自来卷，长得酷酷的。他高中就读私立名校拔萃男书院，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在香港一家私募基金工作。他发现公司70%的客户来自内地，剩下30%则主要来自新加坡、韩国等地，香港本地的客户极少。

他想做科技方面的创业，曾找遍了香港投资人，却发现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他们希望短期就能获利，风险要低，很保守。”

他也观察到，科技人才多集中在美国和北京，而且在香港的租金、人力成本都高。

在迷茫中，他想到父亲当年的选择——1997年香港回归后，父亲离开香港，去广州开酒楼，赚钱负担家中开支。

在他看来，内地的天空确实更广阔。北望北上广深，他感兴趣的科技、互联网行业正当风口，这是时代赋予弄潮儿的机遇。

他最终决定北上。2015年辞职后的第一站是广州，也是他创业的注册地，“广州的成本比北京、上海低，虽然没有政策优惠，但氛围不浮躁，比较适合创业。”2016年，他和合伙人将公司迁至深圳，一方面这里是互联网行业的人才高地，另一方面它离香港近，随时可以回去。

但很快，他遇到了创业的头号困难，“与网络相关的创业，香港身份证在内地开不了公司。所以我的股权需要有人代持，在我融资的时候投资人会有所顾虑，问我的代持人会不会跑路。”以至于都没人关心他会不会跑路。

留沪

2013年的6月到12月是刘奋洋在内地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他一度想要放弃离开。

从来沾床就睡的他失眠了一回，因为粤语公开课的效果不理想，报名情况惨淡。他知道，自己八万块的启动资金撑不了多久。

捱到2014年年头，他想起之前有人推荐他上一档当时高收视率的相亲节目《百里挑一》，可以顺便推广学校，当时他拒绝了，这次他打算厚着脸皮主动联系对方。

他如愿上了节目，上台给人介绍粤语词汇，“笨猪跳”是蹦极（Bungee Jump的音译）、“波”是球（Ball的音译）、“火车未到站”是拉链没拉好，“你不觉得裤子的拉链很像路轨吗？”

在上了《百里挑一》之后，刘奋洋有了知名度，学校报名人数多了起来。

很快有人“山寨”，复制“港你知”的网站和教学模式，“有一家深圳公司完全模仿我们的课程，甚至连官网版式都与我们一模一样。这件事情曾经一度困扰着我，尤其是对方拥有比我雄厚的资金和人员场地配置等。好在我一直热爱篮球，曾代表香港篮球青年队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美国的职业篮球流行一句话，只担心自己能掌握的事，非己所能的就让它随缘。所以我也秉持这个理念，用心继续做好我的教育经营，坚持修炼内功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大上的外在。”结果2015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刘奋洋竟然收到了当初那间公司创始人投来的求职简历，才得知对方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刘奋洋后来请对方喝了杯咖啡，委婉地拒绝了他。

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越来越‘接地气’，熟练使用微信、大众点评和滴滴，需要和香港的亲朋好友联系时就切换成WhatsApp，openrice和uber。

“香港有很多懒音，比如说中国的国，就会把‘国’那个字读得不准。懒音的存在，体现香港人速度快、效率比较高。”他爱把语言习惯跟城市气质勾连起来。

他会娴熟地用上海话调侃，“了该上海，阿拉是外地人，了该香港，拿全部是北方人。”（在上海，我是外地人，在香港，你们都是北方人）跟学习粤语的上海学生交流，刘奋洋学会了一些上海话，觉得娇嗔软糯，偶然获知读来铿锵的“夯不啷当”（沪语，意为总共）在两种方言里的语义和发音几乎一模一样，他有些欣喜。

刘奋洋发现内地的同事能理解他的幽默和笑点，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也就慢慢多了起来。

备战司法考试之余，离港来沪的复旦大学学生罗任君也在不停探索上海这座像六个香港一样大的城市。

她今年6月上旬去到了一片工薪阶层的聚集区，“原来上海除了繁华的一面外，也有一些人会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他们还要更努力才能跟上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

她会忍不住拿香港做比较和思考：“就像在香港，很多人觉得是国际金融中心，可是在深水埗或者天水围，就是还有一部分人跟不上发展速度，是需要获得帮助的，分化的原因还不一样，但是不同面貌是存在的。”

“每一次探索都会多了解一点这个城市的面貌，但是可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些不了解的地方让我更想留在这个城市好好地看一下。”

夹心层

6月，刘奋洋在北京出差，有天早上在一家地道的老北京馆子里喝小米粥作早餐，店里响起了许冠杰的粤语歌《浪子心声》。

他突然有点想念香港。

最初不适应时也会想念。那时他常常经过人流量巨大的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往来时会让他想到连接深港的罗湖口岸；当在地铁里被挤到贴着人家，或者手和包被两个人挤压到一米开外，他会想念香港的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舒适距离。

他很快做了调整，“挤多了之后就有经验了，比如说下班的话，我可能会更晚一些，可能七八点才下班，那时人比较少。或者坐一号线、二号线时，我会赶紧地冲到车厢的中间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空间感稍微比站在其他地方要大些。”“2017年人民广场站重新规划改造后开放，情况比过去好了。”

近几年来，他就像被挤在地铁中间的人，无论往左还是往右都会磕碰。

坐在内地的出租车上，刘奋洋不太说自己是香港人，“我都说我广东来的。免得司机一聊，我就要代表整个香港。”

同样会选择性隐瞒身份的还有罗易勤，跟客户去谈生意，“投资方不太愿意投资香港人在内地的项目，觉得香港人不“接地气”，不了解内地文化、市场。”

“后来经股东介绍，和腾讯取得了联系。在当时确定投资时，我们是唯一一个取得‘双百计划’的香港人创业团队。”罗易勤的语气中透着骄傲。

1991年出生的香港人蔡华筠在杭州的蚂蚁金服做产品经理，2016年10月支付宝拿到牌照进军香港支付业的时候，他无意中打开香港本地的一个网络社区，却发现好多人激烈地反对着支付宝的进入，有人认为八达通很好用，不需要其他补充的支付渠道，也有人指出支付宝信息泄露的隐患。“害怕接受新事物，本身也是一种傲慢。”蔡华筠说。

他很在意脸书和微博的不同说法，也常常会上知乎看技术大牛解答难题，或者偶尔看一些人讨论公共事件。“我站在中间，可能看得更明朗一些。”

罗任君说香港给她身上留下最重要的烙印，“就是能多角度思考和有活力地勇于探索。”

她曾经仔细思考过为什么在内地很多人等公交车时不习惯排队，原因比如城市管理不足、配套不够、排队的社会文化没有养成……“在内地没有划定区域写‘在此排队等候上车’，大家无处可排，也就没有了排队的概念。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又多，新来的人群不适应旧规矩。”

港生从内地回香港时，通常会被同龄人问是否社会治安不佳，食品质量堪忧……“辩论是无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会劝我的朋友来内地看看，看过交流过，才会懂。”罗任君说，基于对内地的了解，回转身思考香港的问题，她不至于进退失据。

融入

“ ‘港人北上’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比如你做互联网，在香港就没得发展，麻烦你就来内地，北上的城市未必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都可以，找适合你的机会和地方。”麦德铨说。

今年39岁的麦德铨是沪港青年会的主席，2002年从香港到内地发展，算是北上港人中的老资格，也一直致力于扶持青年人来内地就业、创业。

2017年6月11日，上海，沪港青年协会主席麦德铨家中，沪港明日领袖实习计划学生成员在观看一个关于港人在沪生活工作的宣传视频。 / 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6月11日，麦先生的家里聚集了一群大学生，大家席地而坐，听他坐而论道。学生们被告知即将开启一段实习旅程，计划为期一年，学员享受住宿补贴、来回机票，有导师对接。

自2001年起，沪港青年会创办了集合上海名企实习、领袖训练与国情培训的“沪港明日领袖”系列实习计划，每年有175名香港学生参与。

过去，来上海参与实习项目的港生多集中在商科和法律专业，直到麦德铨一次在学生中发现一名学医疗工程的，这位学生选择去了上海一家地产公司做暑期实习。

“全球人口老龄化，中国特别严重，医疗工程很好啊，为什么要改行？”

“在香港读这科的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做销售卖医疗器械给医院，第二个就是做维修医疗器械的高级蓝领，一毕业倒是有几万块收入。还是想看看其他行业有没有发展。”学生坦言。

麦德铨听完心里不是滋味。他觉得，如果这名学生不在香港，而在内地或者美国发展，应该可以把专业本领发挥出来，“我就心想一定要带工科生来内地。”

受访的沪港青年会导师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工科生北上成功的案例。比如，依威能源集团的创始人Martin是沪港青年会的会董，他念的专业是电子工程，现在创业做新能源车的充电桩。2010年，他用这个技术先在香港做，试验成功后在2014年把技术引入内地。

而大疆无人机的创始人汪滔是香港科大毕业生，“因为香港早就没有工业基地，他去深圳开了公司，然后回香港融资，做国际化的公司。” 麦德铨说，“香港的年轻人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两地可以互补，没有绝对竞争的关系”。

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陈学然看来，香港百余年来作为移民城市、贸易转口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产业、金融业，甚至是作为一个通往其他地区的跳板、中途站，造成了香港人有其先天的善于应变、机智和多元的个性。故香港人讲求效率、专业和灵活应变的处事特质，可能比内地一般年轻人来说，较为优胜。“但随着内地城市的高速发展以及高度全球化，两地新一代年轻人的分野日渐缩小……香港年轻一代对内地社会的认识在目前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跟青年人的对话还是不能停下来。” 麦德铨认为，沟通语言不单指广东话，而且是香港人的思维，给他们提供更多容易理解的方式，一同享受内地发展带来的机遇，“越是参与其中，就越有融入感。”

另一边，罗任君与几位在上海的香港同学一起组织的“沪港同学会”，聚集了200多位在上海念书的香港学生。她发现，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愿意留在内地工作。

“我应该会在上海找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哪怕开始只有四五千，但之后的弹跳和成长空间是很大的。”罗任君对前景保持乐观。

刘奋洋最近在嘉定看房，他打算等粤语培训做上轨道后在上海买房，好好在此生活。

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1998年约为13.35万人，到2010年，这个数字是17.0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