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拥抱他。”

与澎湃新闻记者见面那天瓢泼大雨，即便从港岛回新界打车花了一个多小时，赵磊还是喜欢这座城市带给自己的熟悉和舒适：“起码下雨天走在人行道上，踩到的砖头不会迸水。”

赵磊去年有了第一个孩子，他想得最多的不是“上车”（购置第一套房子），而是如何从一年前做电商的失败中积累教训，重新开始跨境医疗的创业。从香港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一边从事金融工作一边做“港漂圈”，今年是他在香港的第九年，他已拥有16万微信粉丝。

34岁的张翠是4个孩子的母亲。当2015年刚得知有了第四个孩子，她有些抓狂地指着丈夫嚷，“我左右手各牵一个，怀里兜一个，多一个安哪儿？”

她们一家住在港岛东尾巴上一套四十多平方的房子里，2007年从广东肇庆嫁入香港以来，这是她住过最宽敞的地方了。夫妇俩当时以160万的价格购入，现在房子已经飞涨至350万，但即将到来的新生命会分去他们本来就不多的空间。

丈夫让她自己做决定，无论如何，他会尊重她。最终他们生下了这个孩子。

回归后，像赵磊、张翠一样的普通赴港者正为他们的“香港梦”而奋斗：底层的为了物理的生存空间营营役役，中产们则循着机会找寻向上的空间。在这场同时间的拉锯战中，新港人们即便偶尔错觉浮在空中，也仍对在这弹丸之地辟得一席立足之地满怀希望。

两地

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开数据显示，在拥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过去二十年里，超过90万内地人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民。他们在正式拿到香港身份证之前，一脚踏在香港，一脚踏在内地。

张翠和先生曾是中学同学，先生念高中时随父母去香港，拿了香港的身份证。分别十年后，二人在肇庆重逢，聊起少年往事，情投意合，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2007年两人结婚，让张翠心焦的不是两地六小时的车程，而是每月回内地一续的港澳通行证，续一次证就需要等待两周。“一个月奔波一次，大着肚子也要乘车回去。那时我没有身份证，父母也无法以‘探亲’为由过来香港照看孩子。他们至多只能来一周，两天还浪费在路上。”

2017年6月初，香港，家庭主妇张翠在家中照顾四个孩子。自2007年从广东肇庆嫁入香港以来，她与丈夫、孩子住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图

“到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政策有所改变，夫妻关系可以在港停留三个月，”张翠说，“但那时候还是比较严格，需要有医生出具证明信，说明孩子在香港出生，才可以通关。”

她没有完整地坐完月子，就急匆匆赶回老家续证。公公要上班，而婆婆身体不好，她几乎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她还没有带孩子经验，给孩子冲凉都要等先生回来。

带着两个孩子，回趟家太不方便了。“以前还可以坐船，从尖沙咀坐船回我家。可能乘船的人少，现在取消了。我喜欢坐船回家，因为带着小孩，船的空间比较大，方便孩子走动。”船行取消后，她只能带着孩子挤进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车车厢回家。

那段时间里她没身份，无法在香港找工作，她曾考虑过回老家工作，“没工作的感受会和生活脱节，即便有朋友联系，但因为不在一起生活，还是有很多不同。”但她的丈夫接受不了刚结婚不久就分居两地，而且她回广东月收入一千多，差不多等于从香港来回广州的车旅费，一来一回等于做了无用功。

直到她在四年后拿到单程证，一切才稍稍安定下来。

单程证是1980年10月后的产物，所有内地居民赴港定居必须向内地公安部门申请单程证，只有在香港有亲人的内地居民才可申请赴港定居。因单程证名额有限，申请的人需要轮候，回归前有个案轮候长达10多年。

“新移民申请来港团聚，由内地公安局审批及分配名额，一般排队需要四至五年。”张翠解释说。

重新工作的想法一再被搁置，四个孩子让她无暇去考虑其他，“我现在没有工作，因为孩子放学时间有时挺早，小孩子才两岁半。这边的幼儿园两岁便可入托，规定是三岁入学。我之前找了一些超市收银的工作，但是时间不合适，就算了。”

今年是张翠来港第十年，等身份证满七年，她可以换香港永久居留证。

蜗居

新移民们最初的生活安放在几平方米的火柴盒空间里。

罗霞1997年拿到香港身份，跟丈夫和三个女儿住进的是3平方米的劏（tāng）房。这间“劏房”的房东是把一间三十多平的屋子隔成了七间，洗手间和厨房公用。

在这样局促的空间里，碌架床（双层床）是标配。三个孩子睡上层，夫妇俩睡下层。让罗霞心痛的是，有次小女儿刚睡醒还犯着迷糊，从上层一不小心摔下来，把手腕摔断了。

每天做饭也要算准时间，仅能容纳两个人的厨房不允许罗霞在里面磨磨蹭蹭。她很快发现七户人家中只有四家会自己做饭，她会精确地计算好时间，在其他租客还没回家前把菜都做好。

房间里如果放一张桌子门就开不了，于是她会在上层的床护栏上架一块板，板的另一头恰好搁在对墙的支架上，把热菜端进房“就摆在天上晾”。

好在，她们一家五口现已住进公屋，三平方变成了三十平方。对空间的诉求经过极度压缩后，空间哪怕只扩张一点，身处其中的人都容易感到满足。罗霞说到一家人所住的深水埗公屋，眼里满是喜悦，她没想到有一天“居者有其屋”会在她身上兑现。

公开资料显示，新移民底层家庭并非只集中在天水围，还有屯门、油尖旺、黄大仙、观塘、彩虹、长沙湾、深水埗、石硖尾等地。

张翠40平方米的家已算蜗居族里宽敞的，但四个孩子和丈夫的东西如何收纳成为伤脑筋的问题。她的家里挂着好多绳子，绳子上一层层挂着衣服。尽管能看出她在记者拜访前收拾过家里的东西，但还是没有腾出更多的空间让孩子可以随意跑动。

家中空间逼仄，张翠常会选择把孩子带到楼下不远的公园玩耍，等孩子再大些可以让他们去图书馆。

住惯老家宽敞的大房子，张翠的母亲第一次来他们的新房，不悦地问了句，“怎么在房里走到哪都会撞桌子？”她母亲第一次去香港的菜场就被菜价吓到了，她让对方称五块钱的菜心，本以为对方会装好一大把递给她，没想到对方没伸手拿钱，倒是问起，“你是要几根菜心？”她这才发现，内地每斤单价一块的菜在这里都是十几二十块。

张翠早已习惯生菜六七块，菜心十多块。有次丈夫问她为什么连续好几天都买同一种菜，她只能不好意思地说，挑最便宜的买，一下子煮许多，分几天吃。如果赶在收摊之前买，菜会更便宜。

令人欣慰的是，成长在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乖巧懂事。

“我的四个孩子中，老大和老二选择同一个兴趣班，我可以省心一点。大女儿现在才三年级，但已经很会照顾小妹妹了。养小孩有很多开支无法算，不像水电费那么具体。也会教育孩子合理消费，多数时候会用奖励的形式送孩子礼物。”张翠说。

尽管极尽节俭，张翠还是大手一挥给大女儿买了台钢琴。烤漆黑的钢琴放在本就不大的屋子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希望孩子不要因为空间狭小而错失追逐梦想的机会。

触梦

香港芭蕾舞团前首席演员吴菲菲熟悉踮起脚尖的感觉，一如她从东北来南方城市香港后的生活状态。

2003年，17岁的吴菲菲还是沈阳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学生，她去香港芭蕾舞团交流，直接被选中发了聘书。她还能记起那时在港铁上激动地用IC卡给父亲打长途，父亲鼓励她，“就留在香港试试吧。”

吴菲菲在沈阳是舞蹈队里的佼佼者，可来了香港优势却没有了。香港的舞蹈排练和内地重复练习基本功不同，更看重个人的悟性，这让过去依赖老师的吴菲菲有些迷惘。“老师讲求高效，脑子都转得飞快，他只是一个给你提供知识和服务的人，不会手把手教你。”

2017年6月2日，香港，香港芭蕾舞团前首席演员吴菲菲（右）正在练功房排练。 /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图

她从第二组群演的替补做起，可跳了一两年还是原地踏步，每个月只有五场演出，芭蕾舞团的两组群舞已经是足够的了。如果幸运的话，她可能是第二组的群舞，如果不幸，可能连第二组的群舞都排不上。“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无形当中会有些打击和阻碍。觉得自己走得不是很顺，那时有点灰心，想要放弃。”

有天她结束排练准备回家了，回头检查有没东西落下时，却发现同一批进入舞蹈团的一个日本女孩和一个英国女孩还在练习。“虽然合约说到六点钟大家可以下班了，可是人家还在练，我就有点不安。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是自己不努力。”

开始积极投入排练后，“表情和气场都是不同的。”工作日是每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半天，她结束排练就去看其他人练习，领舞、独舞。

每晚结束排练她太累，就会躺在地上半个小时再爬起来。揉揉腿，拉拉筋，放松下肌肉。“七八点到家，买外卖放在家里，一点都吃不下去。逼自己吃，觉得不吃的话没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 有时吃两口休息下，然后就睡着了，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她慢慢有了机会，跳《蓝鸟》的双人舞，2012年凭独舞《一间她自己的房间》获得香港舞蹈年奖。

2013年，吴菲菲左边的胯部严重受伤，无法走路，睡觉平躺在床上都痛。她做复健、理疗，恢复又复发，反反复复，一直吃止痛药。那时还一直在演出，跟国外请来的一位嘉宾演员跳双人舞，她不想放弃，但也无可奈何。

2014年7月她正式离开了舞台。“虽然我在舞台上跳舞，谢幕的时候有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当时觉得什么汗水、泪水都值了。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对教课也很感兴趣，不一定要自己跳，学生学会了拿成绩了，我反而会更有成就感。”

在她看来，香港本地艺术发展比较晚，主打是金融。她在香港芭蕾舞团这些年，舞蹈团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她觉得所有的辛苦没有白费。

她开始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时间就是那个答案。时间长了，就会对这个地方有熟悉的感觉，哪怕空气的味道，建筑的风格，沿途行人的穿着。每次一下飞机，我就知道回到香港了。”

创业

1997年6月，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赵磊从哈尔滨去北京参加夏令营，名为“我去香港上大学”。“那么巧，我自己都服了，可能当时就埋下了来香港的种子吧。”

2008年，赵磊到香港念机械工程的研究生，这个来自东北的男生一开始有些不适应，“那时我想吃一些好吃的，都会去深圳，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如此熟悉，道路的宽度如此熟悉，电梯的速度如此熟悉，人们的说话方式也是我熟悉的。”

2010年，他投身金融行业，在一家金融机构做二级市场投资，同时经营着“港漂圈”的微博。

“每年在香港的港漂大概有3.3~3.4万人。”赵磊将港漂这一人群分为这几类，第一类是从内地到香港读书的学生，第二类是直接从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专才和优才。还有一类是内地人去了海外念书再回来香港。

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公立大学正式面向内地招收自费本科生，招生范围仅限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6个省市。香港在同一年施行的政策还有向内地开放自由行以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赵磊把这些政策放开视为港漂形成的背景。

在他看来，“港漂拥有几个属性，第一年龄在20到40岁，第二受过高等教育，第三他到了新环境，没有旧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创新去积累资源。”

2013年，赵磊辞去工作，专职创业做“港漂圈”，他看好这个群体的发展。2015年他做跨境电商，2016年中段失败了。2016年启动运作跨境医疗，目标客户是更具视野的中产人士。

“资本普遍指望获得短期回报，青年人倾向于争取高工资而承担低风险，所以创业者要左手温暖右手，把痛苦当做快乐去欣赏，去体味……”他曾在2013年11月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像是预言了当下的自己。

从创业开始，他也更深刻地意识到香港这座城市对他的改变，“一定要往上走，它把你的时间感觉都调快了。”

这是专业和效率至上的城市调性所致。“比方说我们想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一般来说七天就成立起来了。有时候你（还可以）加急的，我之前成立一家公司，已经是一个月月尾了，到下个月月初就会有新的政策，可能收费就会更多，我就会紧急地问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结果对方给我加急，第二天就做出来了，超级快。”

这让赵磊偶尔变得患得患失。“创业会让你的心情发生很大起伏。一天醒来，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离你而去，又一天醒来，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向你迎面而来。”

他说自己目前不会考虑买房，坚持想把篮子里的钱用来创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为“上位”（升职）、“上车”（购置第一套房产）而焦虑，他更想拥抱新的变化。

新移民们至少都是愿意拥抱变化的人。赵磊说起，就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批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他们那一代，存在些被迫的东西，但只要肯努力肯拼搏，就会有相应的收益。那是一个你来到香港，只要肯做事情就可以成功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