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澎湃新闻记者历时两个月，跨越11省份20余个城市，寻访一座座记录了那场艰难而不朽的经历的纪念丰碑，通过它们再次回首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那次远征。

这一座座丰碑，不仅展示出长征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见证着一个个小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片片红色土地从曾经的贫瘠山村，已然变成山明水秀的美丽乡村。

红军长征的足音已经远去，但长征精神却始终在一代代人的心中常驻。在那些军旗飘扬过的地方，已经奏响了新长征路上的时代强音。

第一部分 出发

82年前，在中国赣南大地偏僻一角，一次意义在当时或被低估的军事行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进程。

它就是长征。2000年世纪之交时，长征被美国《时代》周刊选评为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情之一。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远征：中央红军跨越了11个省份，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渡过了近百条大江大河，走过了有着“死亡陷阱”之称的茫茫草地。红军与重兵“围剿”的敌军先后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斗，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平均每300米就有1名红军战士倒下……

红军长征胜利很多年之后，一篇题为《丰碑》的文章被写进小学课本。这篇文章讲的是红军长征途中，一位年轻的军需处长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战友，自己被风雪严寒冻死的感人故事。

《丰碑》的文末写道：“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年轻的军需处长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他身上折射出的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牺牲奉献的长征精神也在后来人心中竖起了一座“丰碑”。

“扬帆出征”

2016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城依然持续高温，连续数天气温都超过34摄氏度，烈日当空，于都河上波光粼粼。

于都渡口，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就建在于都东门渡口边。从远处看，出发纪念碑犹如一叶白帆高扬在碧波之上。

360°全景｜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这座建于1996年的纪念碑高为10.18米，寓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中革军委纵队等于1934年10月18日傍晚在此渡河，迈出长征第一步。纪念碑的碑身为双帆造型，寓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底座宽大厚实，象征中央红军出征脚步坚实有力、一往无前、充满希望之意，碑身四周有栅栏和花草环绕，象征长征精神万古长青。

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长征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它是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进行长征的真实写照。

据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称，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分别从于都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镇孟口、鲤鱼、石尾、梓山的山峰坝、靖石乡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其中，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红军总司令部就是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的。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源地被载入史册。

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二楼展厅的一角，陈列着一艘陈旧的渔船和竹篙。这艘木船是李明荣父亲李声仁后来捐献给纪念馆的，和当年渡送红军的木船造型是一样的。

李明荣退休前是一名于都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于都河上的船工，全家以打渔为生。他也是在船上长大的。李明荣就站在东门渡口的岸边向澎湃新闻讲述了那段激荡的历史。

“当年，于都河水面600多米宽，水深1到3米，水深流急。没船没桥要渡河是不可能的。我们于都人民给红军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在60里长河段架起了5座浮桥，帮助红军渡河，所以后来周恩来还有感而发地说过‘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李明荣回忆说，红军长征出发那年，父亲李声仁只有18岁，跟着族人划着20余艘渔船，用两个晚上帮助红军战士渡过于都河。那是1934年10月16日，正在于都河的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的父亲李声仁被红军招呼到岸边，并被告知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当听说队伍是要渡河去打“白狗子”，父亲李声仁便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下来。

当日下午5时，李声仁和父兄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的北岸（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河的8个渡口之一，位于于都县罗坳镇石尾渡口，未搭建浮桥），让红军战士分批次登上他们的渔船。第三天，李声仁等渔民又熬了一整夜，将另一批红军官兵送过河去。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只能晚上渡河，撑船的人稍不注意就会翻船，父亲他们把附近那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李明荣听父亲后来回忆，那年他们渡送的是赫赫有名的左翼后卫红五军团第十三师。

当年渡送红军的船工几乎都已离世，世代靠打渔为生的渔民也陆续上岸定居生活，只剩下那些斑驳的渡口无声诉说着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的往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李明荣还需要坐船往返于于都河的南北两岸看病救人。再后来，他亲眼见证了一座座现代化大桥陆续建起，桥上的车川流不息，于都人民坐船来往于于都河两岸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随着跨河大桥的普及，现在，于都其实已经没有了船摆渡的渡口，曾经管理全县12个乡镇36个渡口的于都县渡口管理所也在“渡改桥”政策之后逐渐调整了工作权限，与当地的港航管理站合署办公，主抓河道采沙的安全生产了。

但是于都渡口已经成为历史页面中的一个固有名词。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广为人知，也被称为“长征第一渡”。

长征源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唱的是咱长征源，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哥……”这是林丽萍最喜欢唱的一首红歌。

今年33岁的林丽萍是于都县实验小学的音乐老师，也是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女高声部的一名领唱。

8月29日早上刚过7点钟，林丽萍就换好了一身红军装，然后坐在家里的梳妆台前，开始仔细地给自己化妆。这天上午9时30分，她和合唱团团友将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文化艺术中心进行《长征组歌》的演出。

她用粉底仔细地掩盖着自己很明显的黑眼圈。就在前一天的8月28日晚上近11时，林丽萍一行近百人才从千里外的甘肃会宁演出完返回于都县城。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有着“红色基因”的于都姑娘林丽萍格外忙，已演出20余场《长征组歌》。身体瘦弱的她眼神却闪着光亮，对演出的期待和热情似乎已冲刷掉舟车劳顿的疲惫。

林丽萍说，很多土生土长的于都人血脉里都有“红色基因”，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都在当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的革命路。林丽萍的小爷爷也是一位老红军，当年从于都随军长征北上，然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虽然家人们常会宽慰自己“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对于林丽萍一家来说，找寻到小爷爷的埋骨地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心愿，或者说心结。

“家里面有一本光荣烈士证书。每到清明节的时候，我爸就会拿出这个来给我们看。但不知道小爷爷牺牲在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去祭拜他。我爷爷曾经试图去找过，都没有找到。然后我爸就说，叫我们后代要继续不断地去找。”每次跟别人讲起小爷爷的故事，林丽萍都忍不住落泪。

直到2014年11月，林丽萍跟着长征源合唱团到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去演出。在参观该纪念碑园的“英名廊”时，林丽萍发现了小爷爷的名字，“那时候才知道小爷爷是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找了大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了”。林丽萍说，今年暑假，她又带着家人一起去了兴安县拜祭小爷爷，还把红军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的土装在瓶子里带回了于都。

于都，赣南大地上的一座普通小城，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建县于西汉高祖六年，是江西最早建县的十八个县之一。赣州的瑞金、宁都、石城、会昌、安远、寻乌等县市都是从于都分置出去的，故于都也被誉为“六县之母”。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就诞生了赣南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被陈毅称为“赣南当时最红的地方”。

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当年于都有6万儿女参加红军，10万余人支前参战，参加红军长征的达到1.7万人。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的十多天里，蒋介石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红军得以顺利开始战略转移。

距离红军长征告别于都已经过去82年。如今，“长征”似已融入于都人民的日常生活。走在于都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长征”的字眼：长征大道、长征宾馆、长征大桥、长征小学……

在林丽萍这些土生土长的于都人心中，长征是一次英雄壮举，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歌，也是于都人心中悲壮的红色记忆。

2010年11月，怀着唱响主旋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共同愿望，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正式组建成立，来自于都县70多个单位不同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自发地聚在了一起。

合唱团之所以取名“长征源”，是因为钟灵毓秀的雩山脚下、川流不息的于都河畔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不朽的长征精神在这里起源。

不过，这个“长征之源”至今仍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属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范围。于都也是目前江西赣州唯一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县，2012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瑞（金）兴（国）于（都）经济振兴试验区。

脱贫攻坚成为于都打响的又一“战役”。近些年来，于都县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观光园、易地搬迁、光伏产业、乡村旅游等多种路径扶贫，全县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18.1万人减少至如今的8.5万人。今年5月，于都县委书记蓝捷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表示，到2018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将全面脱贫，成功摘掉贫困县帽子。

三年不饮湘江水

与于都红军出发时千舟竞流、万军齐发的激昂场面不同，相距600公里外的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界首镇湘江古渡口，曾经见证了红军长征过程中最惨烈的一战。

兴安地处湘桂走廊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南北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下辖的界首镇依湘江而造，地理位置优越，是兴安、全州、灌阳、资源四县交界之地，也是湖南通往广西的交通枢纽。界首位于兴安城的东北面，距离县城只有15公里。

界首镇原来由全州县和兴安县共管，明朝大旅行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里就有“界首乃千家之市，南半属兴安，东半属全州”的记载。而全州县，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以前归湖南管辖，所以说，界首原是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其名大概由此而来。

兴安县界首镇，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时暂驻古街，所以这里又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军街”。

而界首渡口旁，还建有一个名叫“三官堂”的古建筑。这里曾是一个小寺庙，红军长征进驻界首镇后，渡江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彭德怀在这里亲自指挥了光华铺阻击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和周恩来都赶到这里指挥作战，向全体红军下达命令，要求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界首通道两侧几公里或几十公里的地域，坚决阻击住敌人，以保障中革军委两个纵队能从界首渡口渡过湘江。解放后，当地群众称三官堂为“红军堂”。红军堂四周的墙壁上整齐地贴有湘江战役的情况介绍和历史图片。

鲜少有人经过的红军堂风雨不动地见证着：红军在这里绝地反击，起死回生。

周荣华就住在离红军堂不远的红军街上。站在他家的厨房里就能看到湘江，从周荣华家走出去不远，绕过红军街就是当年红军抢渡湘江的界首古渡。每天周荣华都要撑着竹排在家门前的河里打鱼，一次次荡过当年红军涉渡的河段。他说，江水少的时候还能隐隐看到当年架设的浮桥。

周荣华对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的历史了解不算多，他听老辈人讲过，当年红军在湘江一役中伤亡很大，牺牲红军战士的血染红了湘江水。周荣华说，在兴安民间一度流传着的一句老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狮子山顶的“步枪”

“然而湘江战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为人所详知，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革命历史当中很少被提及的一个伤痛。我记得1984年，军旅作家魏巍重走长征路来到桂北时发现这里留下的关于湘江战役的红色遗迹并不多。牺牲了三万多红军战士的地方却没有一座像样的烈士纪念碑，这让魏巍感到伤怀，后来他跟聂荣臻元帅建议在这里修建一座纪念碑园。”

2016年8月21日，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馆馆长尹汤怀告诉澎湃新闻，后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兴安县修建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碑园于1996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

走进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就能看到碑园中心建有一个大型白色花岗岩群雕。群雕是由4个巨型头像和五组浮雕组成，艺术地再现了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壮烈场景。

从群雕往上经过184级台阶，就是一座高达34米的纪念碑，耸立于狮子山顶，纪念碑上部为三支直插蓝天的步枪造型，象征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下部为圆拱型碑亭。这里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景区之一。

承载着无限哀思与怀念的突破湘江纪念碑如一炷祭奠的檀香，看似微光不兴却又时时轻而易举地点燃了对先烈的追忆。

尹汤怀就站在纪念碑下向澎湃新闻讲述了那场惊心动魄、惨烈悲壮的湘江之战。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然后沿着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从于都等地集结出发，路上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25日进入广西灌阳。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尚有12个师、36个团，共6万余人。

湘江战役发生的地点就在桂北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以及湖南的道县。1934年11月，敌军布下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兵分两路抢渡湘江，由红一、红三、红五等军团做掩护，阻止来自国民党桂军、湘军以及中央军的围追堵截，为中央红军抢渡湘江创造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当时为了渡过湘江控制了三十公里的湘江河段，主要抢占了4个渡口点。中央红军作出正式渡江决定是在1934年11月25日。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经全州石塘、麻市，于下午5时抵达界首湘江东岸，在侦查没有敌人后，果断抢占了界首渡江点。27日晚上，红三军团第四师也到达界首渡口，并于28日接替红四团的防务，同时开始用木船、木板、毛竹等在湘江上架设浮桥，保证了中央机关所在的中革军委两个纵队顺利跨过湘江。

而牺牲红军最多的渡口是凤凰嘴渡口，位于全州县凤凰乡，属湘江古渡。清代以前曾在这里设建安司，为农产品货物集散地。1934年11月30日，国民党湘、桂两军南北夹击，急欲封锁湘江，湘江战役进入到最关键时刻。红八军团原定跟随中央机关从界首渡口渡江，但那里水深流急，一旦浮桥被炸毁，在寒冷的冬季泅渡将非常艰难。为避免更大损失，12月1日凌晨，中革军委命令所有湘江东岸的部队到凤凰嘴一带涉渡湘江。

“事实上，冰凉刺骨的江水还不是红军渡江的最大困难，最危险的是涉渡时遭到陆地敌军的‘半渡而击’，和敌军飞机的低空轰炸。这也导致了下午涉渡的红八军团损失极其惨重。”尹汤怀说，红八军团长征出发时大概有一万余人，渡过湘江之后，只剩千余人，后改编成一个团，红八军团建制撤销。

中央红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激战，最终于12月1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湘江封锁线。从于都出发时的8万红军将士，此役过后伤亡过半。

“湘江一役有三万多红军牺牲，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很多人都没有留下名字，为了铭记这些红军烈士的丰功伟绩，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除了建园立碑，我们还修建了一条‘英名廊’。目前共收录了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20321名红军战士，他们多来自福建、江西以及湖南。”在纪念碑园工作近20年的尹汤怀不止一次看到有人从远方赶来这里寻亲，当他们在英名廊上找到牺牲家人的名字时，那神情激动而悲痛。

硝烟已散，往事如烟，很多物是人非，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万古长存的。比如在兴安，那巍然耸立于狮子山顶的纪念丰碑，以及红军长征精神，在天崩地裂之际，如一根擎天之柱撑起朗朗乾坤。

湘江北去，兴安这座红色小城却在久久留存的长征精神影响下迸发出蓬勃的发展潜力。

今年9月底，兴安县委副书记经友新接受广西新闻网采访时曾表示，兴安县将抓住被列为全国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的契机，全力构建兴安旅游核心示范区的建设，充分发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态资源等人文和自然的优势，加快形成以灵渠为核心的37公里文化旅游休闲带，湘江战役公园和遗址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旅游区，猫儿山为核心的漓江源生态养生度假区和东部银杏古村落为核心的乡村休闲区等4大旅游功能区，积极构建“灵渠人家”、“桂北老家”等具有地域特征的乡村旅游品牌。

另据央视网今年9月报道，2015年以来，兴安县在生态乡村、旅游开发建设中，还进行了生态修复和生态改造，直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下一步，兴安县将打造兴安到阳朔旅游通道和三大水库、猫儿山两个生态带，并将三个带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现同步发展，让兴安能够融入大桂林的旅游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