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突围，不化被动为主动，就是死路一条。
遵义会议后，鉴于敌军的严密布防，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形势由被动向主动转变。随后又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速西进。
1935年5月开始，中央红军为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先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迎来转折之后的每一次突围都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从大渡河边到泸定桥旁，再到元宝山巅，四川境内的一座座红军长征纪念碑，看似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却又始终保持着历史的距离感，耸立在人们的敬仰里。
在滔滔奔流的大渡河边、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门前，矗立着一个造型特别的纪念碑。这座高6米、落成于1983年5月的雕塑，碑身主体是一个红军战士圆雕头像。这名战士头傍巍崖，目光深邃坚毅，看上去极具震慑力。雕塑右下方是17名勇士架着当地特有的翘首木船强渡天险的浅浮雕。船前是滔天巨浪和枪林弹雨。纪念碑背面的黑色大理石基座上嵌刻着邓小平题词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14个贴金大字。
距离红军强渡大渡河已经过去81年，纪念碑也已建成30余年，然而，再次回忆起当年和好友叶宗陶一起设计建造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过程，著名雕塑家许宝忠依然满怀激动。
1976年，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四川省雅安地区进行了一次红军长征途经地的文物调查。石棉县文化馆借着这次调查在安顺场的一处老屋里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纪念室，将搜集到的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文物进行陈列展出。
许宝忠的好友、也就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设计者叶宗陶参加了那次文物调查活动，后受雅安地区文化局委托，和许宝忠一起设计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许宝忠对澎湃新闻回忆说，为了做好设计工作，他和叶宗陶一起寻访了当年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老船工，聆听他们讲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真实经历。“有位船工叫帅士高，他跟我们讲，当时红军长征途径安顺场时的作为很得人心，那里是彝汉杂居区，军阀又连年混战，老百姓生活艰难，红军不仅不打扰当地百姓，还分粮食，所以当得知红军要渡河时，很多船工和百姓都出了力。”
遗憾的是，纪念碑还没建完，1981年7月20日，叶宗陶便遭遇悲剧，不幸去世，时年33岁。为了纪念叶宗陶，许宝忠把好友的一部分骨灰放进了纪念碑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许宝忠早些年曾多次到安顺场工作和参观，每一次只要站在滔滔奔流的大渡河边，回忆轻易便可穿越岁月的风雨，去追寻那段不朽的传奇，以及故去的好友。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许宝忠很少再回到安顺场，但他时常会对着工作室里摆放着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模型出神。许宝忠觉得，正是因为被当年红军横渡天堑的壮举所感动，才能把崇敬之情融入到纪念碑的设计当中，用艺术的语言去铭记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红军强渡大渡河发生在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石棉县安顺场。和石棉县的大部分辖地一样，安顺场也是四面环山，很多民房都是在山脚下的缓坡上建起来的。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藏族语，意思是“产蔬菜的地方”，原为清代松林地土司世袭所辖河道七场四十八堡的首场。光绪年间，此处爆发过山洪，致松林河水陡涨，紫打地被冲毁。后来，在紫打地东边约一公里左右的位置重建场镇，取“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这就是如今的安顺场。
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颇为有名气，是因为这里曾发生两次重大历史事件。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渡过金沙江，成功突破清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后，直插大渡河，必须横渡大渡河才有一线生机。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面虽不显宽阔，但水流汹涌，旋涡很多，自古就是难以泅渡的大河之一。
由于贻误战机，石达开的部队最终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四万农民起义军在安顺场全军覆没。
时隔72年后的1935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也在巧渡金沙江后，来到大渡河边。与石达开部队一样，这一次，中央红军也没有退路：身后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的布防，东面还有川军的阻截，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也已经布满了敌军的部队。
对于毛泽东而言，虽然带领红军走上了和石达开一样的路，但绝对不能做第二个石达开。
后来的结果也证明：大渡河畔英雄多，胜败悲喜两重天。1935年5月25日清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由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的17名勇士为先导，组成渡河突击队，打响了红军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强渡大渡河战役。最终，在当地老百姓和船工的帮助下强渡成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计划让“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
如今的安顺场成了一个很大的集镇，大渡河畔红军强渡的渡口也建成了广场。安顺老街经过重新整修，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古镇旁是数百亩的石棉特产黄果柑。老街上的百姓会在晴朗的下午，在家门外摆上餐桌，摘切红彤彤的辣椒，椒香萦绕在雕花的窗棂前久久不散。几乎每一户民居的房梁一角都插着五星红旗。
整个安顺乡已将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引领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据安顺乡乡长史呷向澎湃新闻介绍，乡政府所在的安顺场，过去穷得“响叮当”。多年前，安顺场只有一条破旧不堪的老街。那时当地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在大渡河谷种水稻和高半山上种玉米，发展方式粗放而落后，人均收入极少。
“后来，我们利用政策的有利契机，借力红色文化资源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再通过农旅融合模式，让当地经济步入发展快车道。”史呷说。
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安顺乡共辖6个村47个村民小组，全乡人口9359人。2008年以前，全乡人均年收入不到4000元，如今这个数字已达到9300多元，而安顺场所在的安顺村的人均年收入甚至达到9700多元。
“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
聂荣臻的这首诗描写的是中央红军在强渡大渡河之后飞夺泸定桥的又一壮举。
从石棉县乘车一路向西，越过巍峨的二郎山，就到达泸定了。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西的大渡河上，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
据泸定桥文物管理所主编的《泸定桥》一书记载，泸定桥是大渡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大清朝廷下令动工架桥，次年告竣。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十三根铁索连接大渡河两岸，铁索分别固定在两根铁柱上。桥的两端分别建有亭式桥楼。桥的北端就是泸定县城。这座百米长桥被康熙皇帝取名“泸定”，意即泸河一带已告安定之意。在以茶马互市的历史年代被誉为“东环泸水三千里，西出盐关第一桥”。
历经300多年风雨的泸定桥，像一位年迈的老人，见证着大渡河上惊心动魄的昨天，也向世人昭示着泸定小城奋进的今天。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就建在距离泸定桥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旁。通往纪念馆的广场两侧，立有22座英雄墓碑，其中只有5座墓碑上刻有英雄的名字，其他17座都是无名碑。每个纪念碑背后都有一颗青松，旁边是喷泉。脚踏涌泉，背靠青松的22座英雄墓碑，与广场中心矗立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遥相呼应，象征红军精神永垂不朽。
据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的解说员小夏介绍，这22座墓碑是为当年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而立。遗憾的是，建园立碑时22名勇士已全部过世。
刘金山是22名勇士中最具传奇色彩、去世最晚的一个。他于1999年9月去世，享年91岁。刘金山的女儿刘苏芳回忆说，当年包括父亲刘金山在内的22名红军勇士参加了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有4名勇士在战斗当中掉下泸定桥牺牲，而有名字记载的勇士只有5人。时光如梭，在飞夺泸定桥战斗过去81年之后，刘苏芳讲起父亲刘金山和战友一起飞夺泸定桥的壮举仍心潮澎湃。
那是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沿大渡河南岸急行军赶到泸定桥时发现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经被敌军拆去，只剩下光溜溜的十三根铁锁链。而此时对岸的桥楼也被敌军重兵把守，形成桥头堡垒。前有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桥下是万丈深渊，仅凭十几根铁索能突击到大渡河北岸吗？
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之一刘金山的小女儿刘苏芳讲述了父亲当年的壮举，以及对红军长征精神的感悟。
“但是在当时的红军战士面前，这是他们必须要攻下的任务，再没有别的退路可走。”刘苏芳对父亲经历的这段历史已经非常熟悉了，“当时选了22名勇士组成了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本来没选中我父亲，是他自己跳出来主动请战的，他说自己有本事爬过铁索桥，而且抢打得准，刀也砍得猛。后来他们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就让我父亲上了。”刘苏芳说，父亲刘金山当时为了表决心，还咬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到了一面战旗上。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一楼展厅的墙面上挂着一个时钟，时间定格在下午4时。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22名勇士在激越的军号声中，向着铁索冲去。敌军没想到对岸的红军战士真的敢爬上光秃秃的铁索链，便把煤油倒在了铁索链上，试图阻止红军进一步前行。铁索链烧得滚烫，“水泼上去都会冒烟”，刘苏芳讲到奇绝惊险处，嘴角都有细微的抽搐，“父亲他们冒死爬了过去，冲进了敌军的桥头堡阵地”。多年之后，刘苏芳才注意到，父亲右胳膊里侧有一道疤，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时被冒着火的铁索链烫伤的。
伤疤是英雄的功勋章。刘金山等勇士飞夺泸定桥之后，得到了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物质奖励：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金山都妥帖地珍藏着那支钢笔。
泸定桥经此一役闻名中外。1935年秋，陈云用笔名“廉臣”，以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语气，写下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中对红一军团夺取泸定桥的惊天之举也作了极高的评价。陈云写道：“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的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哥·索尔兹伯里也曾写道：“在长征中，没有一次战斗或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拟，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的红军男女战士欢呼！”
除了一次次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考验着中国工农红军意志力的还有险恶的自然环境。在红军最终顺利抵达陕甘宁之前，前路还有数座皑皑雪山和一片茫茫草地等着他们去挑战。
夹金山，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徒步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是藏语译音，意为很高很陡，此处地势陡险，峭壁如削，空气稀薄。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猿猴也难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曾评论说：“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巧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难得多。”
红军翻越雪山的艰难或许可以从小学语文课文《丰碑》一文中窥见一斑：“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千难万险也没能阻挡红军前进的步履。神仙才可战胜的夹金山，红军最终成功翻越！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克服千难万险，成功翻过夹金山。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山下达维乡意外相逢。6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央机关沿着红四团走过的路线也翻越夹金山，来到达维乡。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驻扎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儿盖地区。中央红军在毛儿盖地区举行了长征途中著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儿盖会议”和“沙窝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都曾在松潘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川西北草地的岷江河谷东岸，松潘县城北郊17公里处的元宝山巅，一座高耸云天的金碑，在青山绿树的环抱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这就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修建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夕阳西照，红霞漫天，远观丰碑，极为壮观。
这座红军长征纪念碑高达41.3米，碑体用光泽鲜明、抗腐性强的亚金铜贴面，金光闪烁，尤其深受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是我国用仿金材料修建纪念碑的首创，堪称“中华第一金碑”。
纪念碑碑顶是一个红军战士铜像。战士身披羊皮背心，迎风挺立，目光炯炯，双手高举成“V”字形，象征胜利，一手持步枪，一手持花束，那英勇不屈的神采，豪迈高大的形象，令仰望者肃然起敬。纪念碑的碑座高2.5米，是用汉白玉石料贴面，环绕碑体，造型如雪山，碑基则铺垫绿色的水磨石，寓意“雪山草地树金碑”。
松潘大草地位于今天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南北绵延约两百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一百公里，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湿地。
1935年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按照红军总部的决定，分为左、右两路军经草地北上陕甘宁。右路军率先离开了毛儿盖，陆续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阿坝州唯一还健在的已逾百岁的老红军尹全学是当年随军过草地的一名红军战士。年轻的时候他总是跟孩子们讲述这段异常坎坷的行军之路。
那是一片野草丛生、雾气缭绕，草下水流充沛交错，一眼望去苍茫无边的沼泽泥潭，没有树木的指引，连辨别方向都是极不容易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一旦陷入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
“爷爷跟我们讲过，在过草地时最困难的还是没有粮食，很多能吃的草根树皮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有时候好不容易煮上点稀汤，遇到突发的敌情，东西就得全部倒掉，经常饿着肚子行军。”尹全学的孙子陶红向澎湃新闻回忆着当年爷爷经历的艰难岁月。小时候，不懂事的陶红吃饭挑食，经常被爷爷训斥，“爷爷总说，我们那个时候草根树皮都是好东西，你们太不知道珍惜了”。
坐在孙子陶红身边的尹全学已经很难开口讲话了。他一直安静地听着孙子回忆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故事。陶红讲到动情处，105岁的尹全学眼角的青筋会勃勃跳动，垂在身前的双手也开始颤抖。
1935年6月，23岁的尹全学加入红军。参军没多久，他便随部队攻打松潘县城，其左肩胛骨在战斗时中弹被打断，是带着肩伤过草地的。由于伤情严重，尹全学没能随大部队北上，后来流落到毛儿盖一带，直到1942年，才回到松潘县镇坪家中。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怕苦、不怕死的卓绝品质。红军老战士肖华曾在激动人心的《长征组歌》中赞颂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随着松潘县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元宝山下，通过瞻仰中华第一金碑走进岁月深处，回望历史来路。
澎湃新闻从松潘县宣传部门了解到，松潘县接待中外游客由2010年的181万人次提高到2015年的503万人次，年均增长22.7%；旅游收入由2010年的18.59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56.14亿元，年均增长24.7%。2016年截止4月共计接待中外游客589691人次，同比增长18.89%，实现旅游收入37488.6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