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

第二部分 转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80年斗转星移，岁月沧桑，红军长征的胜利依然如同一首英雄史诗般豪情万丈，如同一座丰碑，巍然屹立于大半个世纪的光阴流逝中。它的精魂跨越时代，始终催人奋进，震撼着一颗颗热血心灵。

重温长征，再次触摸革命历史的脉动，那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重大事件仍鲜活如初。再回首，岁月峥嵘，丰碑不朽。

终于，在经历湘江战役的惨痛牺牲之后，长征迎来了它的转折点。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天

湘江一役，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宝贵的生命。如此巨大的损失，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意识到，不能再坚持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必须要抢“指挥棒”，在危急关头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而进入新的一年，也就是1935年，红军进入贵州之后，红军长征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

提到长征，贵州遵义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遵义，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军旅作家王树增笔下那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红军长征在遵义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书写了“历史转折、出奇制胜”的辉煌篇章。那些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犹如翻腾的巨浪，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仍能震撼历史长河两岸的人们。

澎湃新闻重走长征路走到遵义时，正是盛夏。而当年红军进入遵义时则是黔北寒气逼人的隆冬时节。1935年1月，中央红军陆续进入素有“黔北锁钥”之称的遵义城。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了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这是当时遵义城中最好的一处住宅。红军进占遵义后，这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

此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聚集到了柏辉章私邸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个议题几乎是在没有任何争论的情况下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则引发了一次政治交锋。

一方面是博古作报告，将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结为客观因素，不承认是由于自己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另一方面，先是周恩来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随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既讲原则又有策略地为遵义会议定了基调。

毛泽东的发言则重点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遵义会议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革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从实际上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这三天后来被称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天”。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天”也改变了遵义的命运。“红色”已成为遵义这座城市的主题色。红军长征在贵州的革命活动，因具有时间长、涉及地点多等特点，在历史上极具特殊性。因此，红色旅游作为贵州发展旅游事业的特色品牌，已显示出相对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

澎湃新闻从遵义市旅游局了解到，近年来，遵义始终按照国家两期红色旅游规划纲要要求，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调，以中国革命历史遗迹和精神瑰宝为主要吸引物，以生动的旅游形式实现其政治工程、文化工程、经济工程和富民工程的历史使命，推动建设遵义红色之城。

据遵义市旅游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遵义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1946.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7.7亿元，分别是“十一五”期末的2.69倍、2.51倍。2016年上半年全市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1239.9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9.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2%和43.6%。红色旅游市场进一步拓展，真正实现“井喷式”增长。

近期，遵义市中心城区游客集散中心（以下简称“集散中心”）又建成运行。集散中心主任邓真东透露，这一项目是2015年遵义市发改委批准立项的重点工程项目，投资超过3个亿。集散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将游客引至此处，然后让游客集中换乘大巴或者旅游摆渡车，进行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等本地旅游。集散中心未来的发展还会跨越行政界限和产业界限，通过整合周边一切可以联动的节点和资源，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旧碑与新村

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召开了多个具有生死攸关转折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是最广为人知、光芒万丈的一个。

实际上，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行军途中还召开过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鸡鸣三省会议”。

有史学研究者说过，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曙光初露，那么“鸡鸣三省会议”就是旭日东升；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旭日东升，那么“鸡鸣三省会议”就是赤日当空。

1935年2月初，结束遵义会议、完成一渡赤水的中央红军，在大年初二的鞭炮声中，沿着一条川盐古道进入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隐蔽小村庄。村庄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村名取自“雄鸡一叫，三省可闻”之意。

在这个“一步踏三省”的小村子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接替博古对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虽然红军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庄停留的时间很短，但这个地方依然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中央档案馆存资料周恩来讲话稿《党的历史教训》记载，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当时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张闻天）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贵州省毕节市史志办副主任高隆礼对澎湃新闻表示，“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它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从组织上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在赤水河南岸鸡鸣三省村老鹰岩的山巅之上，杂草丛中，矗立着一个看上去有些沧桑陈旧的纪念碑。碑座为0.6米宽，碑高为3.52米，碑柱上嵌刻着由萧克将军题写的“鸡鸣三省”四个大字。这是1996年2月为纪念“鸡鸣三省会议”召开61周年，原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修立的。

“站在这里往下可以看到渭河、赤水河还有倒流河三条河交汇，往远处看左手边是云南省镇雄县的白车村，右手边是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岔河村，是真正的一步踏三省。”高隆礼一边指点一边介绍。

90岁的鸡鸣三省村民侯明扬也说，站在老鹰岩上，就算是有雾的天里，也能看到对面两省的农舍，有时还能听到水潦乡小镇上传来的喇叭声。

乌蒙磅礴走泥丸。作为当年历史的见证者，侯明扬对往事的回忆清晰如昨。“红军来开会那年我9岁，大年初二一大早，我带着两个小妹在崖口放牛，就看到不少背着枪的人上山来，开始还挺害怕，用苗语让小妹快跑。结果跑了不远，发现后面没有人追我们，还是挺安静地行军，我就停下来看他们。”侯明扬记得，那些人穿着灰色军装，还有绑腿，挺多都穿着草鞋。这些行军的人跟侯明扬说“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是出征打天下的”。

老鹰岩上的一座小小旧碑，像一位历经风雨沧桑的老人，通过它或可遥望那短暂却不容忘却的历史：红军长征在这个小山村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鸡鸣三省会议”不仅为当地留下了共同的革命记忆，也留下了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

如今，旧碑的所在地鸡鸣三省村开始焕发新貌。今年8月，林口镇镇长张玉荣对澎湃新闻透露，目前当地依托“鸡鸣三省”得天独厚的悬崖景观，以及“鸡鸣三省会议”的历史背景开始打造“鸡鸣三省”红色文化和百丈崖观光探险相结合的特色旅游。

事实上，早在2013年，七星关区委、区政府就把“鸡鸣三省红色文化体验园”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对鸡鸣三省进行全方位的整体规划，力图打造“鸡鸣三省旅游景区”，走以红色旅游为龙头的旅游产业发展道路。

2015年11月，厦蓉高速公路（厦门至成都）毕节一段正式通车，使得毕节到林口镇的旅游通道能够衔接上。这一交通优势加速了“鸡鸣三省旅游景区”项目推进的节奏。

目前，“鸡鸣三省旅游景区”项目已于去年全面启动。景区项目负责人廖祥志透露，该景区正在建设中，项目总用地近4000亩，总投资超过23亿元，建设周期为6年。廖祥志很期待有一天八方来客能够来到毕节鸡鸣三省村，感受大自然的瑰丽风光，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开发“鸡鸣三省”红色旅游的消息令村民杨四感到非常高兴。这样一来，不但村子里的路可以修得更宽更好，跟杨四一样的年轻一代还可以谋求到更多的赚钱机会，不用再外出务工，可以返乡就业。虽然景区项目才刚刚启动，最快也要2018年才能成规模，但杨四已经忍不住谋划起未来的生活：开一个农家乐大院子，研究几道特色菜，把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结合搞起来。

红色守碑人

贵州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从中央红军第一次突破乌江算起，红军在贵州大地上转战了两个多月，经历了数个生死一线的瞬间。

遵义会议后的数月间，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贵州境内多次狭路相逢。

位于贵州省遵义仁怀市城南20公里处，有一个小乡场，三面环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因上场口有一个小山洞名叫鲁班洞而得名。

在鲁班场工作的基层干部眼里，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红色的土地。至今鲁班场一带还流传着歌颂红军的花灯唱词。

1935年3月，这里曾发生过悲壮而激烈的战斗。

已过花甲的退伍军人郭德刚祖辈曾亲眼目睹红军血战鲁班场。通过郭德刚的讲述，仿若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为了顺利三渡赤水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战略转移，主动进攻鲁班场。当天从清晨至夜晚，枪炮轰鸣，战况惨烈。中央红军在聂荣臻的指挥下，与敌军周浑元的部队在鲁班场殊死拼战，最终歼敌300多人，而红军亦有较大牺牲。

鲁班场战斗是继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后的又一场恶战。“我爷爷跟我们讲过，打得很惨烈，战后我爷爷还帮忙掩埋红军遗体。”郭德刚说，爷爷生前总是叮嘱他们，心里要永远怀揣一份对先烈的崇敬。

1953年，仁怀市政府为重新安葬在鲁班场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遗骸，修建了鲁班场红军烈士公墓。1967年进行全面改建，更名为“红军烈士公墓”。1988年，贵州省民政厅再次拨款扩建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

庄重肃穆的陵园中间矗立着白色的烈士纪念墓碑。纪念墓碑上是三颗凝重的五角星，碑前塑有4只巨型蜡烛，象征革命火炬。墓碑正中有毛泽东手写体“红军烈士公墓”六个大字，两侧镌刻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红色大字。

纪念碑四周的杨树和柏树都是静穆的，守护着碧血已凉的红军英烈。

和这些树木一起守护烈士纪念碑的还有60岁老人郭德刚。

每天早上6时，郭德刚起床，吃了饭后就拿上一把扫帚到烈士纪念墓碑前扫落叶，修剪花草树木，用抹布擦去墓碑上的污渍。8点一过，他会打开烈士陵园的大门，迎接一拨又一拨前来参观瞻仰的游客。

“现在墓室内安放了145具红军烈士遗骸。”郭德刚再次讲起已烂熟于心的纪念墓碑背后的故事，“正中两室安放的是1953年建墓时从鲁班场附近起掘的143具烈士遗骸，左右两室安放的1967年以后陆续从楠木坝、云安等地起掘的烈士遗骸。”

1999年，郭德刚向仁怀市民政部门申请到鲁班场烈士陵园，成为一名红色守碑人。日复一日，17年来不曾停歇。澎湃新闻问他会守到什么时候，郭德刚憨憨地笑了，“守到守不动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