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晴朗天气从空中俯瞰中国东部，长江口与杭州湾之间的三角洲地带，形状恰似一只鸟雀头部的侧面图。在鸟雀的侧影上，上海的地形巧妙构成尖锐的鸟喙；而在三角洲的中心和腹地，有一片水母状的湖泊，形同鸟雀睁开的圆形眼睛，这就是太湖。

在夜间拍摄的北半球卫星照片上，长江三角洲因其密集的人工照明成为中国最明亮的区域。在这张灯照地图上，苏州木渎古镇附近的小村庄——沈巷，只是一个无法辨清的小亮点。

沈巷周围曾经水网密布，可以沟通太湖、东海和京杭大运河。两千多年前，吴越争霸故事中的诸多场景就发生在这一带。如今，沈巷被工业园区包围，成为外来打工者的聚居区。

苏州沈巷村街头，一位手拿冰淇淋的女孩。

沈巷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这个巨型交响乐的一个声部：中国最终从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城市迅速扩张，数以亿计的人口离开村庄和土地，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一进程对地貌景观的改变，就其规模而言，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也称得上罕见。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之后不久，上海市设立浦东新区，一个月后，苏州河西新区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与新加坡共建园区的计划也在这一年落地苏州。两年后，苏州工业园区建立。长三角开始以更集中和更大规模的形式复制珠三角的经验。

外资快速流入苏州的两个工业园区。1993年，以电子加工为主的台资企业明基电脑入驻苏州高新区，选择了狮子山下一片农田建设新工厂，1995年落成八万平方米的厂房。明基电脑的到来是划时代的。如果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是苏州伸出的橄榄枝，明基所带来的回报则远不止它的工业产值和税收。更重要的是，与明基配套的30多家台资工厂也相继来到了苏州。在园区模式带来的聚集效应下，1999年，苏州市计算机产品的出口就超过了传统纺织品产业的出口。

2018年11月，苏州高新区，晚上八点多，一家台资企业的工人下班后走回宿舍。

随着外资工厂快速扩张，从中国内地来苏州打工的人从涓涓细流，迅速变成了一股浪潮：他们白天涌入规模庞大的厂区，在流水线上生产电子产品，晚上则回到狭窄的出租屋。

2000年，陆光运来到了苏州。

这个生于1977年的安徽小伙子毕业于本省一家普通工科大学质量管理专业。来苏州后，他被一家大型台资企业录取，成为流水线上的质量检验工程师。如果留在老家，陆光运月收入大概会在400块左右，并且可能会维持很多年。在苏州则能拿到1600元。工作三年后，他如愿进入“更有档次”的外企，工资翻了一倍。

这是外企给苏州带来的另一个回报。陆光运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得以在成熟的企业管理体系中快速成长，还能存下不少积蓄。抓住机会的年轻人，日后成了优秀技术人才或管理人才，是苏州新中产群体的主要来源。

整个90年代，苏州引进的外资规模翻了四十多倍。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年，外资在苏州签下了超过72亿美元的合同，甚至超过了相邻的上海。外资的溢出效应很快在苏州催生了一批本地配套企业。

2003年，陆光运在高新区买了第一套房。四年后，陆光运结婚，接着添了两个孩子。他觉得自己真正在苏州安了家。2012年，陆光运离开外企，成为一家金属零件配套企业的销售主管。2014年，他成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

最近10年来，陆光运式的故事变得稀缺了。

到2007年，全桂荣已经打了10年工。1997年初中毕业，两年后他决定去珠三角打工，换了几个不同的城市、工厂和行业。2007年，全桂荣进入深圳一家手机按键厂，从生产线上的品检开始，逐渐成为了助理工程师、实验室的主管。但此后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加入了一家公益机构的实习计划。他想弄明白困扰了自己近十年的问题：打工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自己还能有什么出路？

2008年，他带着问题来到苏州。在苏州的工厂里待了将近一年后，全桂荣决定办一个能让工友看书和交流的地方。他在沈巷租下一间60平米左右的房子，到处募捐书籍，慢慢将租住在村里的工人吸引过来，并于2013年正式注册为社工服务中心。

这间位于商业街二楼的房间里经常坐满了看书聊天的工友。阳台上摆着折叠桌和几把椅子，年轻人围在一起弹吉他、打鼓、唱歌。

与陆光运、全桂荣早年的选择不同，比他们年轻15岁左右的工人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日结的工作，而不是与工厂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随着快速扩张时代的结束，个人机遇的大门正在关闭，“转岗-升职-涨薪”乃至成为管理人员的前景越来越暗淡，已不足以让“90后”工人继续忍受日复一日单调的流水线工作。

陆光运觉得，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已经不在于低成本，而是供应链优势。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中国快速找到生产流程需要的每一个供应商，不同的供应商之间距离都很近。

得益于全球化生产和供应链整合，苏州获得了20年高速发展的时间，一环接一环构建起了今天苏州的工业生产和管理体系，并将其深深地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

随着土地和人工成本上升，环境风险积累，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如今开始出现松动。 2013年开始，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开始下降。2016年，陆光运开始收到外企客户的的询问，要求他回答如何 “应对中国政府对于表面处理的环保政策”。

2018年11月，苏州阴雨连绵，刚结束夜班的工人们坐厂车离开。

陆光运已经警惕地察觉到整个行业的危机正在到来。他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了自己在10年里经历的两次危机：“2008年是开车在路口等红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亮绿灯，但车里油是满的，我一点都不慌。现在又在路口等红灯，既不知道红灯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加油站还有多远，但是我知道，车里油已经快没有了。”

沈巷商业街上，一栋出租房屋的内部结构和分割。

随着土地、人工和环保成本上升，苏州正变得越来越贵。如今连沈巷已一房难求。

房荒首先和沈巷周围工厂集体宿舍改造有关，并且几个城中村也都陆续拆迁改造。对打工者来说，居住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其次，沈巷因实施自愿拆迁政策，可出租的房源也大大减少。远离沈巷商业街的几排房屋都已经成了无人的“废墟”。

王浩然在沈巷小河浜旁边经营一家劳动中介。过去招工非常容易。“一百个人去应聘，只要六七十个，还要看文化水平，现在去多少个留多少个。”他猜测工人减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于城中村和工人集宿区的整治提高了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几年前苏州的工厂开始向外转移，一些工人可以选择离家更近的地方打工，工资和苏州相差不大。

2018年11月，王浩然（右）在自己的店里，和前来应聘的工人聊天。

在苏州，日结工资从2011年的80-120元涨到了200到250元一天，正式工人的月薪却变化不大，还是四千多元。正式员工的工资要交社保，有的打工者觉得不会长久待在苏州，交社保也没有意义。今天留在沈巷的工人，很多宁愿像王南虎一样选择日结。

2014年，因为参加一个中介组织的“替别人注册空壳公司”的活儿，王南虎第一次来到沈巷。在沈巷徘徊了几天，他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网吧老板请他喝饮料，提供食宿，欠账可以等找到工作后再还。他欠网吧的钱越来越多之后，终于明白，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他很有可能永远陷在网吧。他决心去沈巷租一间房子。

“房租每月300块，第一天先给房东五十块钱。房东说只要我去上班，每天给钱，就让我在这住。”

王南虎没有选择进厂，他以日结的保安工作维持生计，日工资150元到170元。但生活并没有改善：几个月前，一位中介拉他办了一张信用卡，很快因透支欠了银行5000多元。为了还卡债，王南虎不得不每周工作七天。

稳定劳动力的缺乏和工资微弱的涨幅形成一种困局，原本非常赚钱的中介行业遭遇挤压。王浩然如今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意，“大家现在就在这里耗着，都很迷茫。以前这一条巷子里好多中介，现在这一排就剩我这一家了。”王浩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沈巷上幼儿园。他在老家宿迁买了房，“不行就回去了，换个事情做吧。”

太湖流域依然是江南的核心。

优越的地理条件带动经济蓬勃，明清以来，人口、市镇和文化无不快速扩张。改革开放之后，江南的活力再次快速释放，勤劳的人填满市场空间中每一个缝隙。但增长从来不是永恒的，崛起和消沉在江南城市之间流转。哪怕是沈巷这样微小的空间，也在短短二十年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起伏。

2018年11月，清晨薄雾之中，沈巷连片的黑色屋顶依然显眼。

随着城市群和工厂林立，太湖流域的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2007年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无锡全城自来水因污染无法饮用。此后，江苏财政每年都要投入20亿元专项基金治理太湖，花费了十年时间将太湖流域水质从2007年的Ⅴ类改善为Ⅳ类。

人其实也像蓝藻，在适宜的温度下快速成长，填满逐渐形成的社会结构。一旦过去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便不得不停下来，解决曾经视而不见的问题。可以预料，沈巷作为一个城中村不会一直存在，但我在这里见到的、正陷入迷茫的人们，很快会重新找到另一个市场中的缝隙，继续生存下去。

保持流动是唯一的应对方式。

（本文中陆光运为化名）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在前文提到的衢州、白茆、宁波、兰溪、柯桥、沈巷之外，澎湃记者还寻访了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金华、舟山、温州等地，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刻板印象，凝视千年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